在委员会完成其工作之后，这些基本法将提交给议会，合起来就成为以色列的宪法。

首先，虽然基本法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内容总体而言就是普通法律，大部分体现的都是现有的规范。这部《民主国家的法官》，作者是以色列前最高法院院长阿哈龙.巴拉克。

Gidon Sapir, The Israeli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How did it happen? Bar Ilan Univ. Pub Law Working Paper No. 08-02.[28] Richard Posner , Enlightened Despot, The New Republic, April 23, 2007.[29] 参见第二节司法的政治化。[49]在1980年代之前，最高法院以各种理由认定涉及外交政策、军事行动或者其他敏感政治问题的事项是不可诉的。[79]但民主政治正常运作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司法机关应当成为这些条件的守护者。弗里德曼的意图很清楚：将权力的平衡从最高法院转移到政治分支。1992年的两部基本法将人权的保护方式从零售改为了批发，而且使得最高法院获得了终极的非常规武器，而此前法院则只能通过解释、创造以色列普通法这种常规武器发展普通法宪法。

[53]当然，尽管司法权利法案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但在缺乏实定法依据的情况下，只能赋予人权有限的保护，而不能被用来宣布议会的立法无效。[38]就任职资格而言，虽然不同层级法院法官的任命条件不同，但主要是对法律职业和专业素养而非政治归属的考虑。作为需要党政力量参与的协调和解机制，已非诉讼规则所能约束，因此，适合作为人民法院解决行政争议的工作方式，而不宜作为《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诉讼制度。

协调重视的是法院联络多方主体的活动，而调解注重的是对当事人意愿的落实。协调过程既可以由法官主持，也可以委托其他机关和个人主持。具体报告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在行政诉讼中引入和解机制有关问题的调研报告，载《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2006年第4集，法律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87页以下;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浙江省宁波市两级法院行政案件协调处理的调研报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务实创新力促和谐积极探索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载《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2007年第3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第540页以下和第632页以下;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行政审判协调工作的调研报告，载《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2008年第1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64页以下;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行政案件协调和解情况的调查与思考，载《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2008年第6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033页以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制度的调研报告，载《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2009年第4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68页以下;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运作情况的调研报告，载《人民司法》2006年第10期，第53页以下。二是认为调解和和解存在法院介入程度的区别，调解的法院审查强度大，而和解是当事人自主行为，以及协调强调的是法院的联络活动，而调解重点在于落实当事人意愿。

行政诉讼和解的依据则是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问题的规定。然而，基于前述经验事实的考察与规范文本的分析，笔者赞同行政诉讼建立调解制度，除调解作为法律术语本土化之外，还存在以下理由：(一)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是人民法院的一种工作机制，而非诉讼制度首先应当指出，从形式上看，调解、和解以及协调和解都是解决行政争议的一种手段，但是，与调解、和解不同的是，协调和解在性质上属于人民法院的一种工作机制，而非诉讼制度。

(五)关于协调和解的结案形式问题成都中院反映，从司法实践来看，通过协调和解结案归结起来有三种方式：一是由行政机关当场出具行政协调意见书，合议庭直接宣告诉讼程序终结，这种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很少适用。也就是说，除人身关系方面的和解外，和解一般无需经过法院的审查。只要诉讼当事人双方对诉讼标的都具有处分性，并且不违反公益与法律，即可自愿和解{6}。(二)行政诉讼调解有强制性，而和解强调自愿性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中的和解和法院调解一样，都有法院的参与或主持，而且都是终结诉讼程序的一种方式，但是法院调解贯穿整个审判过程，对调解内容、调解方式以及调解协议都须进行干涉与审查。

这一学理解释与前述包括章教授在内的诸多学者有关行政诉讼具有强制性，而行政诉讼和解强调自愿性的认识也是一致的。5、扩大协调范围解决纠纷。这种学界异议虽然最终没有被立法机关所采纳，但却反映出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在理论上确有商榷的空间。【作者简介】胡建淼，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浙江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至于有学者担忧的法官超职权调解的弊端，则需要从以下方面加以认识： (1)强行调解，以判压调的现象在1980年代后期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确客观存在。[5]通过对立法资料的考察，笔者会发现，允许人民法院通过做一定工作促使当事人和解，应当是行政诉讼法的题中应有之意{10}。

鉴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行政诉讼的目的之一，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司法审查职能不可或缺，完全脱离法院监控视野的诉讼和解于法于理皆不可行，因此，笔者认为，从规范意义上讲，行政诉讼和解无法反映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的职能作用，不宜确立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在《行政诉讼法(草案)》征求意见期间，就有专家提出，通过调解既便于发挥行政机关的主动性，也可减轻法院不必要的诉讼负担{2}。

最后，司法解释的名称改为《撤诉规定》，内容则调整为对《行政诉讼法》第51条进行解释。它具有以下特点： (1)协调和解已经在各地法院得到广泛实践，并具有了一定的工作模式。还如成都中院提出，协调要遵循合法性原则，协调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13}李广宇:‘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2008年第1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还有学者持大致类同的观点，认为行政诉讼中的调解是在法院协助下的各方当事人之间的谈判。协调比调解在用语范围上更为宽泛，表现方式上更为多样，法律属性方面也更为模糊{9}。

法院调解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成功的经验，并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规范体系。然而，不容回避的是，学术界有关和解的理论认识与实践中反映出来的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和解中的积极作用相互矛盾。

第51条字面上是关于当事人撤诉的规定，但却隐含着和解的内容。早在《行政诉讼法》制定之前，行政诉讼调解的表述及相应的理论探讨就应运而生。

实践中，行政机关由于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实际上与行政相对人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需要人民法院发挥审判职能，平衡双方利益，以实现实质上的平等。据此，在《行政诉讼法》尚未颁布，《民事诉讼法(试行)》施行期间，行政诉讼是适用调解的。

三是行政诉讼协调和解。而诉讼法上意义的行政诉讼和解与其现实样态相互背离，导致规范与事实彼此错位，不宜作为表述行政诉讼调解内涵的法律术语。和解的主体局限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究的话，第三种类型并没有从诉讼法意义上区别调解、和解和协调和解，只是动态地描述三者在实践中的运作形态，因而，也可以归入第一种类型。

[5]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培训班编:《行政诉讼法专题讲座》，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根据相关人士解释，《撤诉规定》出台的初衷是为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和解提供依据。

而且就行政案件的审理来看，行政机关可以依法承认原告人的诉讼请求，甚至依法撤销或变更自己的裁决，原告人也可以放弃诉讼请求{3}(P·487)。[8]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的规定。

对一些重大疑难、影响较大的案件，要积极争取党委、人大支持和上级行政机关配合，邀请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协调。{17}王胜俊: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开创行政审判工作新局面，载《人民司法应用》2009年第9期。

如最高法院王胜俊院长在纪念《行政诉讼法》颁布20周年纪念会上指出，各级人民法院要把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为衡量行政审判工作的重要标准，充分发挥行政审判的协调和解功能，妥善处理各种行政争议，特别是因社会热点问题引发的群体性行政争议{17}。四、初步的结论法律是一个专门的知识部门，法律中的术语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民事诉讼调解有着一系列相对完善的法律依据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三)关于协调和解的工作方式问题综合各地法院的情况，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在工作方式方面表现出以下特点：1、强调合法性审查为前提。

{3}张尚鷟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和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而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的条件为：一是申请撤诉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7]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行政审判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解读肖扬在第五次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3月29日。和解一般应遵循自愿原则。

{10}李广宇:谈行政诉讼中的和解制度，载《人民司法应用》2007年第4期。据镇江中院的数据反映，在271件撤诉案件中，由原告提出协调要求的为48件，由被告提出协调的56件，由第三人提出协调要求的为44件，由法院提出协调的为123件，占45. 4%。